评论：互联网对国家治理具有重构功能

就时代特征而言，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甚至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同时又恰逢市场化改革带来社会加速转型。两种变迁相互交织、重叠、渗透，共同构成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前提。因此，需要分析新时期我们党执政环境的新变化，以理解这个总目标提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首先，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以其信息生产传播主体的隐蔽性、互动性和去中心化，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信息传播内容的海量性和庞杂性，信息传播时间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去边界化等特点和优势，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生产传播的既有方式，也改变了执政党与媒体之间的传统关系。

这种改变，使包括“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内容管理和属地管理”在内的传统媒体管理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相反，及时、准确、充分地向民众公开自己的工作信息和工作流程并主动接受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互联网也为党联系民众、优化宣传和政务公开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径。利用互联网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一方面可以增强自身组织、制度和行为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快捷、更优质的多元化服务，从而强化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服务者的角色。

其次，互联网的隐蔽性、开放性、快捷性等，使其越来越成为民众表达诉求或发泄不满的平台。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社会问题比较集中而公民用于表达诉求的渠道还存在不足或不畅的情况下，广大民众更是热衷于借助互联网表达民意、影响政府决策和行为，从而在人大、政协选举，工青妇等各类社会组织之外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渠道——“网络问政”，即一种包括网络论政、网络监督、网络评判、网络互动等在内的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通过网络问政，应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让所有参与者能够在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发挥作用和影响，从而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推进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进一步体现党和政府行为的公共性、透明性和服务性。但是，网络问政也为一些非理性乃至非法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从而给现实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因此，面对日益高涨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潮，我们党和政府需要在推进网络问政的同时规范和引导网络政治参与，尤其需要完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再次，在互联网环境下，政务的公开透明和民众对政治事务尤其是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使民众对政府行为进行全程监督成为可能。这种监督，主要表现为一种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的网络舆论监督。相对于传统舆论而言，网络舆论是一个由政府、媒体、亲历者、见证者、意见领袖和网络围观者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元“意见市场”。从形成机制来看，有自上而下的形式，但更多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从形成速度和影响范围来看，网络舆论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生成和放大，并产生联动效应，一个原本个别性、地区性、行业性的问题，有可能瞬时放大为全国性、全局性甚至全球性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舆论压力。因此，网络舆论监督以其相对于传统舆论监督的巨大优势和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公权运行实时的、全方位的、全民式的监督，并逐渐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我国在既有制度安排下，利用网络监督并加强同制度反腐的有效对接，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提升政府法治化和廉洁度。

最后，互联网还是一个可以使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交往移居其上并延伸其内的新的社会空间。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使既有的社会结构裂变为基于网络交往形成的 “网上社会”(或网络社会)与基于物质社会交往形成的“网下社会”(或现实社会)并存的两元结构。在网络社会，人们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而构筑的横向联系，不仅可以享有平等的知情权和话语权，而且可以超越现实社会人为划定的固定范围以及基于意识形态、信仰、地缘、种族、性别等对人进行分类的传统标准，直接参与本国乃至全球性的活动和事务，使原本市场化下的异质社会可以围绕不同信息需求快速组织、甚至行动起来。网络社会的如是特征，事实上弱化了个人对组织或他人权威的相对依附，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社会自治能力显著增强，传统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和从上而下的单向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合时宜。就我国而言，经过30余年的改革转型，政府与社会已经出现结构性分化，社会自主空间增大，原来同质化社会也开始转入异质化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开始出现，这在客观上需要有效的诉求表达和反映渠道，但是现有的机制往往不能满足这一需要。这种复杂的中国社会形态，对虚拟世界的组织、行为和认知逻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网络空间成为各种矛盾和风险积聚、释放的最主要场域，各种重大突发事件往往首先在网络社会予以呈现；另一方面，网络社会的突发事件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社会，影响现实社会并在现实社会中得以解决。党和政府需要利用网络手段创新社会治理，尤其是创新社会动员和整合机制，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良性互动，增强政府治理的协同性和回应性。

显然，互联网所带来的变化，一方面是解构性的，解构了既有的信息传播方式、执政党与传媒关系、舆论运行规律和格局、社会管理模式；另一方面也是重构性的，互联网日益呈现出构建公共领域、引导公共舆论、优化公共政策、规范公共权力、缓解公共冲突等多样化功能。互联网的解构性特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压力与动力，而其重构性功能则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当前，我们党之所以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既反映了党对既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自信，也反映了党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更反映了党对时代发展要求的主动回应。事实上，只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改革和创新机制、体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只有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抓住时代机遇，为提高执政能力、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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