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假如有关部门调整网间结算，最主要是为什么原因？
答：毫无疑问，打掉中移动的利润，让三大运营商的实力趋于均衡。
如果从新增业务来看，当前，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格局已经趋于平衡，如在2013年前7个月，联通占据了中国新增用户的44.2%，电信占25.5%，中移动只占30.3，而在运营收入指标上，2012年全年中移动只增长了6.1%，联通增加了13.2%，电信增加了12.7%。
但从三大运营商的利润总和来看，中移动一家就占据了85%，而在移动用户数上，中移动拥有7.2亿，联通拥有2.4亿，电信则拥有1.5亿。所以从整体来看，通信运营行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依然较为集中。
2、为什么一定要打低中移动的利润？
答：一直以来，三大运营商都是国资委管理，并进行业绩和利润考核，同时它们也是上市公司，这迫使三大运营商不得不陷入激烈竞争，以维持自身业绩增长，但在另一方面，工信部是通信业的行业主管部门，它希望运营商更多地承担行业普遍服务、国家产业战略等社会职能。
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三大运营商的定位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外界既希望运营商赚钱，做大做强持续发展盈利，又希望运营商不断降低利润率，“因为都是民脂民膏”。
有意思的是，过去多年来，中移动曾每年都平静地保持数十亿的网间结算“输出”。或许，这可以被视为一个被有意维持的，中移动通过网间结算向联通、中电信“暗中输血”的平衡，但在2008年以来，这个平衡却被打破了。这或许是催生了新一轮的网间结算政策调整可能出台的重要原因。
3、为什么有可能采用调整网间结算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
答：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在既有的监管手段中，这个方式最“有效”也最“方便”。
从根基上来看，电信业本身就是一个天然垄断行业，无线频谱资源、牌照、固定网络、基站站址、网间结算标准等生产要素，直接而且大幅影响着运营商的规模、业绩与利润率。
另比如，在2008年以前，由于固定电话拨打移动电话的网间结算资费只有0.1元/分钟，所以中移动每年的话音业务结算都是净支出超过70亿人民币，但从2009年开始，由于3G发牌后，工信部为了扶持自主3G标准TD-SCDMA，所以TD-SCDMA用户拨打其他电话的结算费用只有1.2分/分。
所以，随着中移动3G用户增多，近几年中移动的网间结算支出开始减少，并于2013年由负转正，变为净收入（这也是前文所说的平衡被打破，“输血”不再持续）；而如果重新调整网间结算，将移动电话的结算资费由双向6分/分钟，下调至每分钟有2-3分钱的费率差，甚至进一步取消TD-SCDMA的结算优惠，则联通和中电信的话音网间结算将重新从中移动身上切下“蛋糕”，否则就只能被中移动切。
一进一出，相差千里。对此，一位朋友有一句经典总结：中移动3G业务的高速发展，成为了监管政策调整的最大动力。
4、我为什么反对这个调整办法？
答：如同前文所言，通信业是生产要素影响下的天然垄断，所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电信市场化改革，绝大多数都是在调整生产要素上着手：业务分拆、不对等网间结算、牌照准入限制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更行政化的干预手段，比如运营商高管轮换、利润划拨等等。
在中国通信行业发展早期，政企不分，市场主体单一的情况下，这些手段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通信价格资费不断下降。
但现在，这些手段，对市场化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累积的负作用却日益凸显。
这是因为，在一家企业强势情况下，从生产要素环节其进行不对称限制，这导致了各家企业在不公平的基础条件下进行竞争，只能采取相对极端的竞争手段，自然不可能促成一个真正市场化的行业生态，最终只能导致行业“越扶越弱”。从既有的历史来看，过去采取的非对称管制，都取得了较为有效的短期效果，但也都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后遗症。
比如互联网间结算，为了补贴联通和中电信的宽带发展，多年来一直是其他运营商向联通、中电信付费的单向结算，所以即使是双方协商，但多年来一直问题不断，而且中国的宽带速率增长与资费下降速度也都明显低于其他通信业务。
比如前文提及的TD-SCDMA扶持政策，促进了TD-SCDMA的快速发展，但却打破了行业平衡，结果带来新的监管难题。
5、如果再次调整，降低中移动的网间结算资费，打压其利润，将带来什么后果呢？
第一，中移动的话音网间结算将重新变成净支出，而且可能远高于以前的数字。
第二，由于OTT业务对短信业务的替代，本来在网间结算中份额很小，无足轻重的短信结算将进一步边缘化。
第三，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兴起，中移动近年来的互联网间结算支出一直在快速增加，已从2006年的4亿增加到2013年的25亿左右，这一趋势还将持续甚至进一步强化。
综合以上三方面因素，中移动的网间结算支出将由过去数年来的逐渐收支平衡，变为每年100-200亿级别（并逐年递增）的净支出。
如果从运营商实力与利润调节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有效。
但它又会带来一系列的，真正市场化的问题：
第一、会间接拉高部分运营商的成本，影响其通信资费合理下调。
第二、可能催生大量非市场化的竞争手段，如以回拨等方式更改主叫等，影响通信质量，并加大民资进入通信的市场后的混乱程度与管理难度。
第三、“劫富济贫”手段的滥用，将导致运营商的消极发展，弱者坐等政策红利，强者无心创新发展业绩（做得越好，被切割蛋糕、被捆绑手脚越多，不如不做），最终降低了在国际竞争层面，以及为国家、行业和用户服务的能力与实力。
第四、如果调整手段过激，可以会导致更大的矛盾激化，导致更复杂的局面出现。
6、我更赞同怎样的方式？
第一、减少以生产要素的不对称管理实现的“人为平衡”。
第二、进一步鼓励民资进入，以更开放的生态推进更真正的市场化竞争。
第三、运营商的利润不均衡，可以考虑以其它方式来平衡，比如由优势运营商承担更多的非盈利性质的普遍服务义务，提升整个社会的通信服务质量。
第四、对运营商的考核明确化，如果明确以盈利为目标，则消减其社会职能；如果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则降低甚至取消业绩及利润考核目标。